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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新一批智能硬件终端走入消费市场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“量化生活”：佩戴智能手表，监测心跳，记录行走步数；签到应用软件，打卡清单，评估工作效率；打开社交媒体，定位发圈，关注转赞评数。从白天到夜晚，从工作到休闲，衣食住行皆可与数据绑定，实现信息追踪。
量化是一种目标导向的行动策略。“量化生活”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07年《连线》杂志编辑加尔·沃尔夫和凯文·凯利发起的“量化自我运动”。支持者认为，日常行为的数据化，可以极大提升个体对生活的“掌控感”。比如，量化应用于教育和工作，是对时间和任务进行模块化管理。拖延症可以通过“番茄时钟”重组时间边界，集中注意力。再比如，量化应用于健康、娱乐和社交，意味着反馈可视化。减重人士可以计算运动中的卡路里消耗，将努力锻炼的汗水转换为清晰的数据图表。热衷量化生活的人往往将个体视为一家组织化机构来运营，实况追踪、自我评估、预警风险、优化提升，以此应对不断加速的“绩效社会”。
“量化生活”的风靡有其必然性。但将生活与数据过度绑定，也潜藏被数据反向控制的风险。美国学者马克·波斯特在《信息方式》中描述过这种加速又失序的状态：“处于‘信息高速公路’的人对时间无法有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反思，只能追求在当下的实存时间中立即行动。”过度的“量化生活”，会磨灭个体的微观感知能力，在增加外在“掌控感”的同时容易陷入持续内卷的“失序感”。比如，精准计量每一顿饭的热量摄入固然能科学管理减重进程，但也很可能因此丧失“干饭”最朴素的快乐：一日三餐成了通向减重目标的关卡，而非生活的意趣、舌尖的满足。
行之有度的量化意味着回归生活本质。时间对每个人都最为公平，在有限的时间内，我们要留住什么呢？是将轨迹转换为一组漂亮的图表，还是任由它写成一首流动的诗歌？笔者曾开展多年的农村数字化转型调查，发现数字媒介在近3年深度介入乡村社会。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技术对时间管理的影响：从“清明前后，种瓜点豆”到日历，到精确的钟表，再到被社交媒体信息切割成碎片化的即时体验。某访谈对象是位美食博主，也采取了量化策略以防“跟不上现在的节奏”。但她仍然松弛，因为涨粉不是目的，家人团坐的烟火气才是促使她在社交媒体分享日常的初衷。同理，与其用打卡多少本书、消耗多少卡路里、完成多少清单来度量生活，不如体会阅读的共鸣，享受运动的酣畅，关注工作的节奏感。
行之有度还标志着保持足够的主体性。学者卞冬磊认为，过度的量化是将释放出来的时间纳入另一套控制体系，打造出个体生活的“全时监狱”。对生活模块持续监控、测量、评估，源于与他人进行的参数优化竞争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紧张、恐惧与焦虑感。但真的存在完美生活的模板吗？量化只是可供选择的方法论，并非目的地。越是身处加速的社会时钟，越要允许自己慢下来，给自己体悟的时间，尝试用轻盈的方式理解与表达自我，接纳“好的一面”，也拥抱“坏的一面”，才能获得足够的张力。
站在更宏观的层面看，对于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，今日之改革已经由局部探索走向全面深化，单纯依靠“内卷”提速、“量化”评估的逻辑已经很难实现“质”的突破。我们需要关注生产效率的提升，也要将人文关怀作为技术革命的导向，让以人为本服务于社会和谐与生活幸福，以“中国之治”激发出创新发展的活力。
正如作家沈从文所写，时间无形无声，无色无臭，需“从日月来去，从草木荣枯，从生命存亡找证据”。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赋予了我们更多度量时间、反思生活的标尺。越是走向“量化生活”，越要葆有行之有度的定力。不纠结过程，不苛责结果，去拥抱日月星辰、享受山川草木。（作者是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）